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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小说的“技术病”
、“语言病”
和“精神病”
等症状，并在其中反思了自己此前所提倡的技术路线的偏颇。
吴义勤对于技术革新的反思，根源于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排斥。
形式游戏的泛滥，使许多作家陷入“唯形式主义”
的泥淖，在超越世俗、远离现实的同时彻底地丧失精神的追求，不但越来越无法对现实“发言”
，而且连起码的一点“反抗”
姿态也变得麻木不仁，使小说变成一种多余的点缀。
另一方面，批评家在注意到丧失精神追求的“精神萎缩症”
的同时，也注意到那些打着“精神”
的幌子，声嘶力竭地贩卖“精神私货”
，把小说变成布道工具和精神容器的“精神妄想狂”
，使小说失落了艺术的美感，成为观念的附庸和教化的工具，成为失去了其独立的审美本体的精神客体。
基于此，吴义勤开始修正自己的批评观念，从一个“技术主义者”
过渡为一个“人文技术主义者”
。
关于人文技术主义，剑桥大学克莱亚学院前任院长艾雪培爵士（H。
E。
Ashby）阐述了其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技术是与人文主义不能分开的”
，他不同于一般人把技术看成是摧毁心灵的，非人性的，而是将技术看成是有且必有人性作用的，并且是科学与人文两个文化之间最有力的媒介。
他主张“技术人文主义”
，要求今日的文化必须包括科学与技术，不懂科技文化者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人”
，同时强调人文科学必须成为技术教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① 将这种理论移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同样能够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人文的滋养有利于抑制技术主义的机械性、物化特征与游戏色彩，而技术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人文的境界，同时抑制那些偏执和极端的人文热情，使艺术含量与人性关怀相得益彰。
对于技术的两面性的考察，使吴义勤开始谨慎地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植西方小说技术的潮流，并且探索中国作家如何有机地消化西方小说技术的艺术途径，进而实现从技术崇拜走向不留痕迹的技术创新。
这种思考是吴义勤走向成熟的艰难摸索，类似于“技进乎艺，艺进乎道”
的自我否定过程。
在敏锐地把握到新世纪中国小说“技术隐退”
的新趋势时，作者有这样的深层反思：“我们承认，这种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小说的意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这种‘技术’和形式究竟是小说的阶段性目标，还是小说的‘终极’目标？如果它是‘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获得在小说创作上持久不断的创造动力？”
① 沿着这样的思路，吴义勤从朴实、朴素，在技术上近乎“无为”
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技术含量：“这种‘无为’却无疑更能显示作家的‘内力’与‘真功’。
因为，夸张的形式和繁华的“技术’可能正是对作家局限与不足的一种掩盖，它有一种‘藏拙’、‘遮丑’的功效。
相反，越是朴实的，越是简单的，才越是难以表达的，才会对作家的能力构成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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