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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从“技术至上”
到“技术隐退”
，小说从繁复的形式演练走向简单的“本源美学”
，吴义勤的审美考察也从激昂走向内敛，从表象抵达本质。
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进程共同成长，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文学发展阶段的首要目标与潜在弊病。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西方文学长期隔绝的中国文学急需技术上的“补课”
，但这种阶段性任务并非终极目标。
正是为了避免技术上的矫枉过正，吴义勤敏锐地提出了超越技术的话题：“小说走向朴素与简单，并不是小说艺术上的倒退，而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涅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被内化、被升华成了真正的艺术血液与艺术需要，而一度被‘技术’遮蔽、为‘技术’所伤的小说本源性力量则得到了复苏与唤醒。
小说重新与生活、与现实、与人、与情感、与精神、与故事有了血肉相亲的直接关系，又重新获得了人学力量、现实力量、思想力量与情感力量的支撑。”
③ 作者在《告别“虚伪的形式”
》中讨论余华的成功“转型”
时，有着同样精彩的论述，倡导文学从形式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归广袤的大地，根深叶茂地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沃土中，又以灵动的想像拥抱艺术的天空，像自由生长的树枝一样伸展着形式的智慧。
偏激的“技术至上”
有舍本逐末的意味，但无视形式的宣言、喊叫、议论、说教会更加粗暴地伤害小说的艺术本体。
鉴于此，在论述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的《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中，吴义勤表达了对“裸露思想”
的拒绝：“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
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
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
①
思想的艺术化与技术的内在化，正是“人文技术主义”
的灵魂所在。
问题在于，人文与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关系，毕竟不是一个数学与物理问题，我们无法讨论其构成比例与分子结构，这不仅是对吴义勤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批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考验。
在吴义勤的批评话语中，“可能性”
是其关键性词汇，他以开放的、包容的、富于预见性的眼光，审视着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发展状况和进程，注重对不成熟的、在困境中不断探索的文学力量的发掘与鼓励，善于从不完善的文学状态中发现那些寻求进步的潜在倾向。
“可能性”
对现实的不满足才能够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够刺激文学的进步。
“可能性”
是文学永不止息地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潜在的新因素，它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
在这种意义上，“人文技术主义”
同样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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