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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刘亚军是以他的决绝完成了对时代的绝望的反抗，他以一种无声的控诉与呐喊完成了对一种残害人性的非人道生活的告别。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同归于尽”
是否真的能带走那个他所诅咒的不人道的时代。
从表面上看，张小影和刘亚军的爱情确实是反人性的不道德的。
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悲剧结局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作家显然不愿意仅仅停留在对他们人生的不道德与反人性一面的揭示上，而是把问题延伸到了另一个层面，作家实际上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即，这种反人性、不道德的人生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可以避免的吗？谁是这种反人性、不道德人生的罪魁祸首，难道仅仅是人性和道德本身吗？我们身居其中的现实，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我们不能抹去的历史，是人性和道德的吗？
说到底，小说是通过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更人道地生活。
但是，如何在一个不人道的时代更人道地生活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真正人道的时代呢？作家没有给我们答案。
（发表于《南方文坛》2003年4期）
第六章跋：见证与追问（1）
———吴义勤的文学批评 黄发有
一个批评家对文学的参与，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首先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其批评对象。
批评之饱受指责，正在于批评家隔靴搔痒、指鹿为马、牵强附会的言说，当批评沦落为获取名利的阶梯时，批评的人文使命也就在无形中被抽空了。
一个批评家必须时时保持对自我的约束，只有首先对自己负责然后才能对其面对的作品、作家、现象和思潮负责，只有首先对自己进行深刻反思然后才能真正深刻地对文学进行反思。
正如陈思和先生在为吴义勤的评论集《目击与守望》写的“跋”
中所言：“评论家与作家一样，他对文学的参与即是一种选择，以主体的有限投入来丰富文学的世界。”
① 相对于文学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而言，批评家个体全身心的投入也注定只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在这种意义上，不管是批评家还是作家，都是悲剧性的角色，就像精卫填海一样，既显得悲壮又显得荒谬。
吴义勤在其评论集《文学现场》的“后记”
中说：“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但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丧失对新时期文学的热情与信心。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生机勃勃的新时期文学，我会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我会留下那么多或偏激，或冲动，或幼稚，或平庸的文字。
……它的粗糙，它的笨拙，它的稚嫩，它的鲁莽都是那样触目，那样令人惭愧，但它是真实的，它是我生命的记录、精神的胎记和心灵的旋律。”
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实践，难得的是在这种清醒中，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去见证“文学的演进脉搏”
，并在与文学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在宏阔的历史时空中反思历史展望未来。
从文本出发
进入九十年代，文化批评日益盛行，审美批评逐渐淡出。
应该说，文以载道传统和经世致用哲学的深入人心，使审美批评在中国始终是根基浮浅。
八十年代前期，思想解放从文学实践中借力的现实，使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视野在文学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思潮的涌入，中国作家试图以形式探索来摆脱工具情结对文学的压迫，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也带动了形式主义批评的繁荣。
但是，随着文学在消费潮流的冲击下走向文化的边缘，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在九十年代转向写实风格，极端化的形式革新在内外交困中难以为继，形式批评也相应地沉落。
九十年代初期鼓噪一时的“文学危机论”
和文人下海风潮，使不少文学留守者急切地寻找拯救文学与拯救自己的对策，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境下，呼唤日渐遥远的轰动效应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为了使文学显得“有用”
，能够养活自己，不少陷入困境的文学期刊开始拿出不少版面来刊登“广告文学”
，一些在八十年代呼吁文学回到自身的批评家也开始重提文学的现实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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