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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九十年代青年批评家的崛起；一是指文学编辑和作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大规模“越界”
行为。
与八十年代批评家的纷纷离场相对应，九十年代以陈晓明、洪治纲、何向阳、谢有顺、郜元宝、张新颖、施战军等为代表的青年批评家的集体登场则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一大亮点。
作为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以高扬的主体性构成了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主体创伤的某种修复，并部分填补了因八十年代批评家离场而造成的批评真空。
相对而言，对九十年代批评家主体冲击最大的恐怕还是作家、编辑的批评实践。
九十年代以作家身份行使批评权力并对整个文学批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当数王蒙、王朔、刘恪三人。
王蒙对新生代作家尤其是新生代女作家的推介与批评、对人文精神的讨论的参与以及与王彬彬的争论都某种程度上成了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批评事件”
；王朔对金庸和通俗文化的批评以及对老舍、鲁迅的“酷评”
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他在九十年代批评界所引起的喧闹却是任何一个批评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刘恪对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关注、对“跨体写作”
等先锋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显示了他对先锋文学的执着，而且也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理论素养。
此外，李锐、王安忆、叶兆言等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介入，也丰富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色彩与形态。
作家批评家还有马原，他对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回顾性评价，角度奇特，在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可谓自成一家。
但另一种情况也存在，那就是有些作家在介入文学批评时主体无限膨胀，目中无人，视批评家的劳作为无物，典型代表就是韩东、朱文、鲁羊等所谓“断裂”
作家。
他们的批评除了彼此之间以“天才”
相标榜外，剩下的就只是“断裂”
的叫喊和对作家、批评家的攻击了。
对这批作家来说，他们在批评领域主体性越是张扬，其对批评本身的伤害也就越严重。
而在编辑方面，编辑们从后台走到前台就更是对九十年代的文学和批评产生了双重影响。
我们习惯于从作家和作品的层面上来谈论和理解文学，常常忽略了文学编辑的作用。
许多时候，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和评论家们都会有一种虚幻的错觉，以为在文学或文字领域他们是上帝或主宰，他们常常会为某种话语权或某种龙头老大的地位而争吵不休。
但他们在无聊地争名夺利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是谁给了他们争名夺利的机会。
在我看来，只有编辑才是文字王国的真正主宰。
编辑的趣味、编辑的修养、编辑的能力才是主导文学走向的真正砝码。
编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是文字王国里的上帝，只有他才掌握着决定一个“文本”
是活着还是死去的“生杀大权”
。
更要命的是，编辑的权力是一种完全“主观”
的权力，在文字王国特别是文学王国里没有什么客观的真理性的标准，编辑的霸权就是标准。
而这个标准无疑是主观的、随机的、偶然的、情绪化的，有时它也是随编辑的心境而变化着的。
证明这一点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那些公认的好作品甚至经典之作常常都有着“死里逃生”
的经历，它们大多被编辑多次枪毙过，也许仅仅因为幸运，他们才得以在文学的王国里存活。
在我看来，惟一能制约编辑的权力不偏离文学轨道的力量就是编辑自身的文学良知和文学能力。
无论是过去那种被动的守株待兔式的编辑，还是如今那种从后台走上前台，由被动的等待、“发现”
、“鉴别”
作家文本变成主动的“创造”
作家、文本、流派、风格甚至文学本身的编辑，只要他们秉有基本的文学良知和文学能力，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对于文学史的建构而不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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