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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造成了报纸传媒上的“娱乐新闻”
。
当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或贬低媒体、编辑、记者的意思,也并不认为文学批评与媒体的“合谋”
就完全是负面价值的。
同时,我觉得,那种认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纯粹性只有在与媒体对峙、不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想法,也是过于天真、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
没有媒体,文学的声音怎么传达出来?批评的声音又怎么传达出来?我想,在对待媒体的问题上,批评家的“清高”
表面上固然是主体性张扬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媒体时代放弃媒体其实就是放弃说话的权利,放弃机遇,就是精神自杀,就是主体性的自我消解与自我迷失。
在我看来,批评家在媒体时代如果要真正崇尚和发扬他的主体性,他要做的不是逃离媒体“躲进象牙塔”
,也不是与媒体“同流合污”
,而是应主动地占有和改造媒体,把媒体改造成实实在在的文学家园与精神家园。
一旦媒体完全被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操纵或同化,批评家就会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又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主体性并捍卫文学或批评的尊严呢?
第二章在怀疑与诘难中前行(2)
再次,从批评家主体的构成情况来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批评家队伍的分化与组合也是造成批评主体弱化的客观原因。
大致说来,九十年代的批评家队伍主要仍由三个方面的力量构成,他们是:学院派批评家;职业批评家;文学编辑与作家。
虽然,批评家队伍的这种结构与八十年代并无不同,但是具体到批评家个体则是面目全非,不同批评家的“离场”
与“入场”
不仅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面貌的影响巨大,而且也造成了批评家主体呈现方式的反差与混乱。
所谓批评家的“离场”
主要是针对学院派批评家和职业批评家而言的。
前者是指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学与研究人员,也包括大量的当代文学博士生和硕士生。
后者是指作协系统的专职批评家,如中国作协和各省市作协“创研室”
的批评家。
对比于八十年代,这部分批评家在九十年代的“流失”
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重大损失。
时至今日,许多人都还很怀念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那种繁荣局面,怀念老、中、青三代批评家协同作战的火热景象,怀念谢冕、何镇邦、张炯、陈骏涛、何西来、刘再复、宋遂良、雷达、陈思和、王晓明、吴亮、李 、程德培、王干、费振钟、丁帆、南帆、汪政、贺绍俊、陈墨、潘凯雄、张陵、李洁非、季红真、盛子潮、朱水涌……这些响亮的批评家名字。
在这里,如果说老一代批评家的退场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自然现象的话,那么中青年一代批评家的提前“退席”
则令我们不能不深长思之。
我们看到,在今天仍然坚守在当代文学批评第一线的中青年批评家只有雷达、陈思和、南帆、汪政、李洁非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其他人则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纷纷与文学批评“告别”
了。
他们中间,李 去了美国,程德培下海经商,王晓明转向思想史研究,吴亮、费振钟专攻随笔,陈墨从事影视研究,丁帆研究小说史……虽然他们“离场”
的方式各不相同,虽然他们“离场”
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之外仍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批评家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离场无疑是对批评家主体性的一种遗弃。
这种遗弃对他们个人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或者仅是其新的人生选择所伴随的必然的阵痛,但是却构成了对作为整体的九十年代批评家主体形象的重创,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九十年代批评家队伍的萎缩。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我们无权谴责什么,但我们可以对那些坚持文学批评的中青年批评家表示敬意,尤其应向谢冕这样老一代的批评家表示敬意,他在九十年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不倦劳作令人感动。
和“离场”
一样,九十年代批评家的“入场”
仪式也引人注目。
所谓批评家的“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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