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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女青年“不爱红装爱武装”
，男女界限不分，女性的线条没了，女性特征也没了。
这以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最为典型。
这几类小说代表了文体的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在有些小说中，惟一触目惊心的存在就是文体，而其他诸如主题、现实、人物等等倒是变得可有可无，这方面的代表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新潮长篇小说。
这同样是一个问题，就如一个人身上的器官，当你意识不到它存在时，它往往是健康的、运转正常的，但如果一旦你某一天整天感觉和意识到它的存在，那就证明它一定出了问题。
在新潮长篇小说中，晦涩的表达文风，过于技术化的叙述等等就是显而易见的文体局限。
其实在许多小说家的文体理想中，文体是内容和形式高度一体化的存在，如果小说中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那么文体就是无法从小说中拆分的，就是有机的，就是掩藏着的。
正如阎连科所说：“结构、叙述、语言、情节、细节等等，这些文学（小说）中林林总总的东西，它们有可能都是文体。
有时是文体的一部分，有时会独立地成为文体的骨干和构架。
甚至故事的进展过程中，文体貌似消失，当某一章、某一段或全篇读完之后，掩卷所思，才发现文体的异妙都在细节之中。
能够把文体掩藏起来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惜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
读到这样的文章和段落的时候，不光是一种惊异、愉悦，而且还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像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按我们的理解，它只是一部大一些的中篇，可它又如何不是一部长篇的巨著？它隐含的文体的意义，又哪里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全部作品逊色丝毫？”
① 我想，在这里，我们涉及了长篇小说文体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它的相对性的问题。
正如前文我说过的，文体是自由的，是可能性的呈现，但是这种“自由”
、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就是绝对的，就是无所约束、无法衡量的呢？文体有没有必须遵守的“限度”
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的文体“限度”
主要有两个标尺：一是文体应该产生意义，它不应该成为小说逃避意义的借口；二是文体不应该掩盖那些关乎人类历史、现实与精神的“真问题”
。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状况来看，文体的开拓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在谈到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在文体方面的新收获时，王一川概括出了拟骚体小说、双体小说、跨体小说、索源体小说、反思对话体小说、拟说唱体小说等七个“新”
品种 ① ，汪政也总结出了词典体、狂欢体、私语散文体、字图体等四个“新”
体式 ② 。
我很认同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我怀疑他们关于这些文体的某些评价。
我觉得，所谓“正衰奇兴”
，所谓“新”
都是可疑的。
既然，我们承认文体的相对性，我们就不应该从“正”
与“奇”
、“新”
与“旧”
这样的角度来谈论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证明某一种文体是“正”
，某一种文体是“奇”
，某一种文体是“新”
，某一种文体是“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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