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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小说具有思想性，但在究竟什么是思想性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多误解。
有人以在小说中堆砌“思想火花”
、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营构思想性，有人以宣言、喊叫、议论、说教的方式来强化思想性，有人以对现代哲学教义的搬演与抄录来构筑思想性……这其实都是误入了艺术的歧途。
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
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
，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
、“思想答案”
。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
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
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
也正因此，小说中的思想越是“裸露”
，越是直接，就越是偏离了艺术的轨道。
其次，技术和经验的失衡。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高潮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新潮长篇小说的隆重登场。
无论是八十年代崛起成名的新潮作家，还是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都在九十年代贡献出了他们的一部或多部长篇小说作品。
某种意义上，我们谈论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成就回避了马原、苏童、余华、格非、洪峰、叶兆言、北村、吕新、孙甘露、林白、陈染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将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这些作家的作品以其艺术上的先锋性和特殊的叙述方式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长篇小说文本形态和长篇小说的创作观念。
尤其在小说语言的游戏化倾向和文本结构的精致化追求上，新潮长篇小说的“技术含量”
大大提高并远远超过了其“生活含量”
。
应该说，新潮作家正在以《城北地带》、《风》、《在细雨中呼喊》、《抚摸》、《敌人》、《呼吸》、《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等奇特文本把中国长篇小说引入一个技术化的时代。
我个人觉得，这种技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中国文学早就应补上“技术化”
这一课了。
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由于过分追求所谓“史诗性”
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作家往往认为“生活”
本身的力量就能决定一部小说的成败得失，而“技术”
、“技巧”
等都是次要的。
这就造成了中国长篇小说长期以来叙述滞后、形态粗糙、艺术性不足的通病，许多作品的价值和成就都不是体现在其艺术上的成熟与创新上，而是体现在其反映、追踪时代的现实性、报告性或所谓真实性上。
中国文学之所以与世界先进文学之间有那么大的“隔膜”
和距离，之所以很长时间内只能在一个低水平上徘徊、循环、反复，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正在这里。
我们不缺能迅速敏锐地捕捉和表现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缺关心历史、文化甚至人类命运的“思想家”
，但我们缺少那些对于艺术的完美有高度敏感和追求的真正的“艺术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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