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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集体思想”
，而属于作家个人的“思想”
则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就是处于从属的、被遮掩的地位的话，那么近年的长篇小说可以说已经有了明确的“思想”
追求。
许多作家已经主动而自觉地完成了思想主体从集体性的、阶级性的“大我”
向个体性的“自我”
的转化。
作家们不仅用他们的作品表达着种种关于社会、人生、历史的“深刻”
思想，而且总是力求把自我塑造成一种纯粹“思想者”
角色。
从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到史铁生的《务虚笔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再到张炜的《柏慧》、北村的《施洗的河》……这样的倾向可谓一脉相承。
我们当然应当充分肯定“思想”
性追求带给这些长篇小说的巨大进步，它使得长篇以其特有的沉重、深厚内涵而当之无愧地成了一种“重文体”
和“大文体”
。
但问题随之而来，作家们在致力于“思想的营构”
的同时，往往操之过急，常常迫不及待地以口号的方式宣讲各种“思想”
，这就使得“思想”
大于形象、理性压倒感性的矛盾一览无余。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化”
带给当下长篇小说的恰恰不是艺术的进步，而是艺术的倒退。
如果说在张承志的艰涩的“思想”
叫喊里面由于有着真实的宗教体验与宗教情怀的浸染，我们还能对他的真诚的偏执持一种敬意的话，那么在北村的以《施洗的河》为代表的一系列宣扬宗教救赎“思想”
的小说中，那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化”
情节已和其大段抄录的宗教教义一样令人生疑；如果说在《务虚笔记》和《马桥词典》这样的长篇小说中作家对文化的反思和“生存”
的追问确实有着某种沉重的“思想性”
的内涵的话，那么在《柏慧》等作品中作家以“思想随笔”
的方式来阐扬“爱”
、“善良”
、“仁慈”
等具有公理和伦理意味的价值观与人生信念，不仅其“思想性”
大打折扣，而且对长篇小说艺术性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显然，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无“思想”
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思想”
的真假和“思想”
表达的艺术化程度也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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