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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3页）

这一段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的。

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

正如发生在1997年的景象那样，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陡然爆发以及国内市场的空前萧条，却“意外”

地让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进程突然加速。

事实上，由“诸城经验”

而来的中小国有企业产权改造试验，在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它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一些人士撰写“万言书”

对产权改革提出质疑，认为这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面积流失。

①国有企业是否应该退出，以及选择怎样的退出路径，在今后的几年里仍将争论不断，另一次大规模的辩论将发生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期间。

他们认为“放小”

改革就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已经威胁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

这些言论出现在某些理论刊物和新闻媒体上，形成了一股很浓烈的批判氛围。

而支持改革的学者们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吴敬琏撰文说，“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

在这场大辩论中，那些反对者提不出对现实状况有改进效果的经济方案，而全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确乎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

这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局势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底部，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

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

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制权益的1。

92倍，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换言之，就是整个国有企业集团已处在资不抵债的境地。

有关部门在一份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以一系列数据证明，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劳动时间、税收等）都相同的情况下，国企的劳动成本要比私企高许多，这就是国企无法同私企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远东经济评论》把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称为一条“不归路”

，它说，“这已不是秘密，中国需要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改革，不管这个过程可能有多么痛苦。

不进行结构改革，中国只会是越想捞回损失却损失得越多，最后连老本都赔上。”

这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在9月12日得到了终结，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

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

，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出版）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

姓“私”

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

姓“资”

的讨论）之后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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