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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三个代表&rdo;等新概念的提出,至少预示着领导层有改革党本身的意愿。
但是有这些意愿并不意味着党本身改革的可能性。
人们并没有期望共产党能够开始国家的民主化,但是也并不希望党只是在意识形态说教方面改头换面。
如同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党至少可以着手进行党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理性化了以后,才会有可能调整党和政府(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才可以调整党和社会的关系。
但是目前看来,即使是这些最基本层面的改革,对党来说似乎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31日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将在十六大来临之际加快政治改革的消息不绝于耳。
每次党代会之前,人们都会产生类似的期望。
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有强调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的直接民主),也有强调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核心的。
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无其合理性,但都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即党的改革。
党的改革是政改的核心,这一观点可以说始于邓小平。
邓小平1982年那篇著名的论述政治改革的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应该说,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及这两者关系的改革。
邓小平也努力这样去做。
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主导下,1987年的十三大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强调党本身的改革和党政分开。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政治改革很快就流产了。
受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影响,邓小平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改革上。
在此之后,整个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核心任务就是经济改革。
其间,高层也经常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等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可以称之为政治改革的举措都是侧重于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而非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
实际上,在80年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失败之后,党的改革已经从中共政治议程中消失了。
事情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体制不改革,不仅国家领导体制所取得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整体的政治进步。
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第一是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
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人大制度本身还是其立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为没有党的改革,全国人大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阻碍。
首先是全国人大和党中央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全国人大不能独立于党中央,没有自治性。
只要人大是党中央的附属品,人大的制度建设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
其次,党还是凌居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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