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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本来是政府借以实现隐性契约的主要手段。
国有企业是个小社会，担负着各种社会功能。
市场一引入，企业自然要抛掉非经济功能。
出于国内外市场的压力和长远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实行&ldo;抓大放小&rdo;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考量不足。
到了地方层面，中小企业出现恶性私有化。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性行政和政治的力量进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契约被单方面毁掉。
在&ldo;抓大&rdo;方面，因为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也导致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形成。
这些垄断利益集团随意制定自己的规则，同样也破坏了社会契约。
更为糟糕的是，地方层面往往官商一体化，各种类型的家族权力体系导致政治腐败。
原有隐性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已经导致社会正义问题。
新劳动关系中显性契约的签订更具有不公正性，很难说，劳动者在和资本方&ldo;签订&rdo;契约关系时，有权和资方讨价还价。
或者说，这个契约实质上是单方面加于劳动者之上的。
较之原来的隐性契约，显性契约的执行对劳方来说具有强制性，而对资方则没有这种强制性，因此更欠缺社会正义的因素。
在资方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甚至是政府的力量（和各级政府的结合）的情况下，劳动者面对的是无助。
新契约应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这也表明政府和人民之间需要重新缔结契约。
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往日的隐性社会契约，因为毛泽东时代隐性社会契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存在。
社会契约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同时，客观说来，中国也没有条件在这个阶段建立政府和人民间的显性社会契约，新契约还会是隐性的，但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很难实现社会正义。
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分别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
这三者既互相依赖，又要保持一种均衡状态。
很显然，它们现在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
从民众的消费欲望低下到对前途感到不确定，都是失衡的表现。
权力向经济方面倾斜，财富向垄断企业集中，而对社会财富分配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
同时，政府在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
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分配差异越大。
财富过于集中，既导致贫穷人口的增加，又阻止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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