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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联合早报》2004年1月27日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中国领导层提出&ldo;和谐社会&rdo;的概念，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会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
它不仅仅是&ldo;科学发展观&rdo;、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入一步说，&ldo;和谐社会&rdo;及其相关的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
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有无契约关系？很多人会否认这样一种关系。
中国并非一个契约社会，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契约文化，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积极公民概念的产物。
在民主国家，这种契约关系是显性的或成文规定的。
显然，中国没有这样的显性政治契约文化。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隐性契约文化。
在《论语》和《孟子》等政治经典中，很容易找到这种隐性契约关系。
例如，皇帝如果不能履行其义务，人民就有权推翻其统治。
建国以后，中国没有走西方显性契约道路，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隐性契约关系。
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的是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建国后，政府保证提供基本的社会正义，同时人民接受政府的领导，这就是隐性契约。
当时，基本社会正义的方方面面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因素来保障的，如消灭贫穷、医疗保健、免费教育，等等（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同时，在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环境下，毛泽东还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保证整个政府体系是&ldo;为人民服务&rdo;导向的。
多次政治运动的目标是为了&ldo;打碎&rdo;官僚机构，防止一个&ldo;官僚阶级&rdo;的形成。
每次运动因此都是围绕着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社会进行的。
市场经济引出显性契约关系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隐性契约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很快就瓦解了政府原来借以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体系。
例如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原来的集体制度不再存在。
尽管确立了以选举为基础的农村自治制度，但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如医疗和教育等），这个体系的能力还不足。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也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直接的经济角色，而提供公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现在提上来了，但又存在着经验欠缺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资本和劳动者之间显性契约关系的出现。
在劳动关系上，中国现在俨然是一个合同社会和契约社会。
这在私营部门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契约关系也很快从隐性转向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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