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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接班人交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大体来说，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几个部分。
在民主国家，这几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
选举决定了一切，选票决定现存领导人的去留，也决定未来的领导人，权力交接只不过是一套程式而已。
当然，除了选举，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政府首脑的任期、选举资格、选举办法、退休办法，等等。
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中国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问题要依靠其他方式来完成。
江泽民的退休和胡锦涛的接任完成了权力的交与接问题，这是个不容易的过程，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高层努力的结果。
如何建立权力交接制度一直是高层所关注的问题。
江泽民对于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化的建设有很大功劳。
人们可以认为，权力交班制度的建设是从邓小平后期开始的，但真正落实这些制度化建设是在江泽民时代。
在1997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之后，江泽民实际上成了中国最有权威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继续邓小平开始的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但也可以另起炉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接班人的安排。
如果他坚持这样做，尽管会有阻力出现，但没有人能够怎么样。
这种情形出现在毛泽东时代，也出现在邓小平时代。
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旦拥有了最高权力，就没有人和制度能够制约最高政治人物了。
这也是所有列宁主义式政党中通常会发生的现象。
但江泽民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最高领导层的退休制度。
从1997年十五大上乔石和刘华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鹏、朱镕基等退休，高层领导退休已经相当制度化。
江泽民在一个并不长的过渡时期以后正式退休，表明了这个权力交接班制度的确立。
江泽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政治遗产，但未来的历史会说，建立权力交接班制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现在，胡锦涛在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着比江泽民还要艰巨的任务。
一方面，胡锦涛要继承江泽民的遗产，继续在退休制度方面努力。
最高领导层退休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望继续下去。
但是，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还是存在着的，例如，可以规定党的总书记的限任制，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限任制，甚至中央军委等重要职位的限任制。
有了正式制度的规定，以后的领导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事件，政治强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
一个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并不困难。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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