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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收入方面，除少数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和不便按地区划分的收入，如铁道、邮电、外贸、海关等收入外，各种税收和一切企业收入，全部划归所在省、市、自治区管理；支出方面，除少数中央直接办理的经济建设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拨款）、中央行政和文教支出、国防费、援外支出和债务支出外，各种支出，包括地方基本建设拨款、企业需增流动资金，全部划归省、市、自治区管理。
并允许省、市、自治区制定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税收。
与财权下放的同时，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审批权、企业管理权也予以下放。
结果，导致了宏观失控的所谓“大跃进”
——地方基建急剧膨胀，重复建设、盲目生产，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比比皆是[44]。
财政上值得注意的是：1中央政府财权财力尽管直接间接受到削弱，但因国家财政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从社会汲取财力的总和，并不意味国家财政总收入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反而是大大增加了。
1958年国家财政收入升至占国民收入的399；59年为473；60年达53。
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权一旦扩大，会更为广泛、深入地干预辖区经济，以获得更大的可自行支配的财力。
2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地方政府自收自用的预算外资金首次迅速膨胀，1958年至1960年增加了5倍，相当预算收入的比例由1957年的85增至206。
在天灾人祸引起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恢复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财政方面一是重新收权，一是严厉整顿预算外资金，很快收到效果。
然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后，毛泽东再次企图打破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提出“虚君共和”
的口号，以中央为“虚君”
，将以财权为首的经济实权分散到地方。
文革后毛泽东继续坚持放权，以激发地方积极性。
但缺乏有效的中央宏观调控，地方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弊病重演，预算外资金也再度膨胀。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实行“放权让利”
，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
的政策，其特点是预算收入集权；预算支出分权，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与之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几乎没有控制。
除经济发达地区外，多数地方政府特别是最低一级乡镇政府的经费来源靠自收自用的预算外收入。
预算外收入主要是“三提五统”
和各种集资收费[45]。
据农业部1999年对全国6省12县82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农民人均负担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左右，其中农业税、“三提五统”
和集资收费分别占负担总量的29、58、13[46]。
国家正税不到13，地方预算外收费超过正税的两倍多。
就此，国家改革农村税费，实行“三个取消和一个调整”
[47]，取消了几乎所有的提留统筹和集资收费，同时将农业税税率从3调整到7，再征收相当于农业税数量20的附加税，称为“农业税附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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