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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示“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
[1]。
可见当时清政府尚属开明，并无限制在一口通商的意向。
不久以后，清廷的政策就发生摇摆，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
乾隆二十年（1755），一些原在广州贸易的英国商船不堪广州行商和粤海关官吏的勒索，来到浙江宁波贸易，企图变更贸易路线，另开通商口岸。
乾隆皇帝对此很犹豫，一方面他担心外国商人在浙江活动，“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
。
另一方面，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
他一度考虑在浙江开辟第二个通商口岸，“今番舶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
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
约计该商等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
。
[2]
一口通商还是多口通商？这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重大选择。
如果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由于更加接近茶、丝产地而获得发展，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
可是乾隆在关键时刻，步步倒退，在一口通商和多口通商之间，在更加封闭和稍稍开放之间，选择的是前者，错误的选择，压倒了正确的选择。
在这里，偶然性也施加一定的影响。
由于要考虑浙江开埠的利弊，乾隆把原任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要他对浙江通商进行调查。
中英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员吏役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得利其多，不愿使贸易转向浙江。
杨应琚已任两广总督三年，正是对外贸易利益集团的主要代表。
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
乾隆帝接受他的建议，谕令“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
且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
……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
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3]。
这道谕旨加强了闭关措施，形成了今后将近一个世纪内一口通商的不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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