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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一口通商和闭关政策的严格化，不是杨应琚一纸奏文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广州利益集团完全能操纵的，它是众多历史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至少乾隆本人和大臣们都具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杨的意见。
闭关政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像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远离其它文明中心的大国，要进入世界历史潮流，注定是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是肯定历史的必然性并不等于认定人们对历史进程无能为力。
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差别就在于人的能动的参与。
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戏剧并没有上帝预先写好了的剧本，其中充满着机会、偶然性和多咱选择的可能，一切有待于人的设计、开拓、创造，不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
乾隆在二十二年，曾有多口通商的设想，以皇帝的权威，实现宁波开埠是毫无困难的。
当然，即使宁波开放，以后的中外贸易还会遭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中国的门户也不会完全主动打开，但比之一口通商的僵化模式将更有利于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有利于中国的前进。
英国商人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千方百计希望取消禁令，因此而有乾隆二十四年（1869）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有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
。
[4]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圈禁澳门。
接着，广东制定《防范外夷规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来华外商的严格约束，外商在广州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
同年，由于丝价上涨，清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出口太多的缘故，竟禁止输出这一传统的对外贸易商品。
这一愚蠢的做法，作茧自缚，反而影响了内地的经济和生计，几年之后，沿海各省纷纷要求弛丝斤出口之禁，恢复了生丝贸易。
但在禁运的这段时间内，反而刺激了意大利等地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树立起了丝绸贸易的竞争对手，故以后中国的丝绸出口，一直疲软不振。
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日益不能适应增长中的中外贸易，清政府闭关措施越来越严格。
清政府坚持闭关政策出于什么考虑？不少同志以为，这是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政策。
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从后果来衡量，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
这一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
按清朝的规定：中国人民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
十八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
一旦中外矛盾激化，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入侵，中国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
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
环观十八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
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
十八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财富充足、国力强盛，大批传教士的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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