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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代中国“税费改革”
的“收权”
、“放权”
，便是整体上国家财政和社会财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调整，其中“地方财政”
，包括了原来“自治”
的基层社会财政。
第二，中国传统社会“以农立国”
，国家主要依靠源于农业的田赋、附着田赋的附加税、杂征、加派以及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徭役维持政权运转。
这是清代“耗羡归公”
的背景。
当代中国“税费改革”
的背景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经济、特别城市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中央财政逐渐以工商税收和关税为主，农业税收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实行“税费改革”
，可以以城市、工商业的收益“反哺农业”
，以“公共财政反哺农村”
，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实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直至在征税成本大于税种本身时，最终取消农业税。
这两个特点决定，清代“耗羡归公”
走不出“黄宗羲定律”
的怪圈；当代“税费改革”
有可能走出“黄宗羲定律”
的怪圈，但若不能以“耗羡归公”
为鉴，认识传统的中国特色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却又可能继续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的治理怪圈。
仍然回到财政上的“收”
、“放”
权问题。
80年代以后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灶吃饭”
，给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但也出现了“块块”
分割、政令不畅，从地方利益出发的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盲目建设、圈地占地，浪费资源、扰乱市场，违法违规、贪污腐败等弊病。
“税费改革”
明显是“收”
，是使全国成为一盘棋，精兵简政、低耗高效的举措。
这已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而是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税费改革”
表面上是国家和农民关系的改革，实际上是针对基层乡镇政府的改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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