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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道了一种&ldo;学术性大批判&rdo;是怎么回事。
那种&ldo;大批判&rdo;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些大批判干将那样满口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种外层的理论态势。
但是，这种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根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按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进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出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
他们追求&ldo;犀利&rdo;和&ldo;痛快&rdo;，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跳跃。
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ldo;学术性大批判&rdo;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深，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体系，那就难于承受了。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
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ldo;枪毙&rdo;了我写的《关于&ldo;从自我出发&rdo;》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我的《关于&ldo;从自我出发&rdo;》一文的被&ldo;枪毙&rdo;，纯属必然。
不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
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仅&ldo;从自我出发&rdo;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形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我写这么一篇明知要&ldo;枪毙&rdo;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的一次告别性沉醉。
小王师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碰这些东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还想碰点别的，就到报社的资料室去找书。
没想到这个资料室因为天天开放，清理得特别干净，连一本可读的书都没有。
两位楚楚动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
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ldo;文革&rdo;而一心背外语，被取消了&ldo;毕业&rdo;资格。
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ldo;表演&rdo;。
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ldo;作秀&rdo;。
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
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
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剧团，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
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起。
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
做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
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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