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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首相）、“年寄”
（高级顾问）、各种“奉行”
（特派经理人员），下至“御家人”
（下士官）同属于待，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对一般平民有无限权威，可以“斩舍御免”
（kirisute gomun，对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虽杀人无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难于维持。
即在德川氏统一全国之前，封建制实已变质，逐渐带有官僚组织成分。
江户幕府又将各大名移植。
各大名率领所辖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遗留之侍，因之武士阶级人员重叠，造成藩内侍之成员与全人口的比例高低不等。
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数特高。
是以经理上也无法采取同一方式，而只能迁就于各地之习惯法。
17世纪的趋向，则是各大名将藩内陪臣之采邑废除，将他们调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动之任务。
兹后迄1800年，90％之藩已将下属全部采邑废除。
然则这也并不是全面现代化，推演而成一个流动性的社会。
不少中古以来的武士阶级以“乡士”
身份出现，他们既是大地主，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威权，可能通过继承，亘世纪地掌握着乡村中政治经济的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土地税与中国税制迥然不同。
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税额是集体地课予每一村庄，因之地方威权之力量不可忽视。
日本土地税额之高，为历史家经常提及。
正规之土地税（“年贡”
）通常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
或“五公五民”
），又有其他附加及杂税（“口米”
、“欠米”
、“小物成”
、“助乡役”
），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权集中之形势，多数小自耕农已沦为佃农，向地主纳租。
种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间接地承当如此繁重的负担？
实际情形可能与上面粗浅的描绘稍有出入。
17世纪中，日本全国耕地增加约80％，稻米生产自1800万石（每石通常为一人一年之消费量，较中国之石为大）增至2500万石，也约近40％。
可是一般税额的增高并未照此比例。
1700年之后，土地定期测量即未再举行。
农业技术却日日增进。
只是一般农民生活之艰难痛苦似已无可复加，加以天灾饥谨在德川时代经常有之，农民暴动（“百姓一揆”
）在此时期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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