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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而言，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种“主义”
。
它没有预定的计划，只不过是仓皇应付非常状态的各种措施。
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过是起于动员时的群众心理，由痛恨资本家，推广至于前后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针则是由国家主持所有生产，并由中枢分配。
因此大至工厂、矿场，小至房舍、金银、首饰、器皿，无不可以征收。
“自制造火车头至开公众浴室”
、“自供应面包至蘑菇”
，企图全部由国家主持。
积习既久，则索性由武装部队进入村庄，挨户搜索，除了农家本身食用之外，多余粮食一概拿走，并且主张停用货币。
战时共产主义引起生产剧烈降低及停顿和经济脱节，不足为奇。
这时候大城市的人口减少1／3，工人的生产率只有欧战爆发前的1／4。
农业生产也降低约40％。
而奇迹是，在各种饥寒交迫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尚能供应红军，并且使之转守为攻，转败为胜。
由国家所征集的烟草，全部交与红军，大批肉食也是如此。
在最后两年内，每年由政府分发红军靴鞋，约500万双，而只有200万双给约6000万人民。
由内战引导出来的军需问题固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即在战时已经由共产党发动对本身的各种整肃，可是共产党铁石心肠的纪律仍是不可抹杀，即批评者也不加以否认。
有了以上的认识，我们觉得以之作背景，不难用以解释日后苏联之体制。
自帝俄1914年参加欧战，全部发展都是空前的特殊。
这当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既然如是，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跟着苏维埃的理论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适履的解释来与马克思的一般原则符合。
并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眼光来看，即辩论实况与马克思的理论不相衔接也是多余。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两者之间的理论，另从17世纪霍布斯的学说和20世纪凯恩斯（Lord John Maynard Keynes）的学说，更容易将苏联的问题解释为一个数学上的问题。
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可谓将沙皇体制彻底推翻。
如果此时这国家还没有进入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
的阶段，事实上也相去不远。
当克朗士德特水兵向彼得格勒的市民开火，大城市里面包供应不及的时候，已经象征法制完全解散，除旧布新，一切都待重来。
根据霍布斯的观察，在这关头亟要推举一个“国家最高主权”
，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
，也就符合所说的宗旨。
我们务必看清楚：霍布斯书中很多辞语都以集体性（collec…tive）和象征式（figurative）的方法着笔。
他的国家最高主权人（sovereign）可为一人，也可以为很多人，或是一个团体。
他所谓推举，也不必由公民投票的方式选出，国家最高主权人亦可由武力征服上台。
而且推举这最高主权人的用场，不外使人民很多的意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凝结为单一的意向”
。
列宁所揭橥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当然占俄国人口之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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