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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
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
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
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
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
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
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ot;墨梅图&ot;，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
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
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ot;心忡忡，几不自持&ot;（曾氏《日记》中语）。
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ot;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
&ot;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
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ot;近日京城无大家&ot;，&ot;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ot;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ot;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ot;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
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
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ot;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ot;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ot;徒友&ot;之列，说&ot;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ot;。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
并非&ot;从游&ot;，而是&ot;接游&ot;，甚至一口咬定&ot;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ot;《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
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
几乎无不受其影响。
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
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ot;中兴桐城&ot;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
在此，我谨呈一说，以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
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
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ot;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
&ot;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
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
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
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
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
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
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
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
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
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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