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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日。
前日某报载某君述长春归客的谈话，说：日人在伪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
和“统一币制”
的两大政策。
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
所以某君叹息道：“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
而已哉！
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
，所以非“革命”
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
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
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
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
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
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
。
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
。
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
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3〕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
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
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
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4〕二次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
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
，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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