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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
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
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
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
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
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
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
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
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
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
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
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
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
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
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
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
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
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0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
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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