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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读》中所言：“谈到文学的功能，通常强调的都是文学的审美、教育、娱悦功能，而绝少提到作家本体的自我实践功能。
而在我看来，‘自我实现’才是最基本的文学功能，它是其他如教育、审美等功能得以存在的基础。”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同样只有在“自我实现”
的基础上，批评主体才不会虚与委蛇，才可能真诚地投入，才可能为自己和文学负责。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我实现”
并非功成名就、自欺欺人的圆满，而是一种在不圆满状态中向文学理想逼近的动态的、艰难的生命过程。
第六章跋：见证与追问（2）
因此，那种真诚地袒露自己探索过程中的犹疑与困境的批评，与那些打磨得异常光滑的、表面上没有任何破绽的批评相比，更能够逼近人心，更能够给人活生生的审美启迪。
直面难以直面的现实，而不是制造美丽的谎言，这是批评家的德性，也是批评的伦理底线。
在这种意义上，吴义勤对于新潮小说价值的鼓吹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飞扬的激情和华丽的文风，只是这种气势宏大的理论建构，有时不免抑制了一些直逼生命深处的审美感悟的自由表达，或者说这些灵动的体验被汹涌的逻辑激情所遮掩，却在不经意间灵光乍现。
让人欣慰的是，吴义勤的审美感悟并没有完全地臣服于理性思考的要求。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的“余论”
中，批评主体被压抑的体验终于冲破理性的框架，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向度喷薄而出，让我们切实地体会到了批评家在理论建构与生命体悟之间的两难与分裂：“文学不再神圣也不再高贵，它切切实实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普通的文化消费品。
我不知道文学这种轻而易举的民间化和普及化究竟是文学的成功还是文学的失落。
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转型期的必然成果。
然而，当我在这个时刻面对先锋（新潮）小说的命运，总有一种无法遏制的黯然神伤。
先锋派的民间性还原和通俗化转型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我很长时间都不愿正视和承认。
作为一个热心的先锋、新潮鼓噪者，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带给我的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
因此，很长时间都把有关这一事实的话语压抑在意识最深层而不愿捡起。
但不管怎么说，转型期的先锋派能在自我还原的同时完成对于先锋性和通俗性这水火不相容的文学两极的融化与嫁接，似乎仍然是值得言说并能赢得敬意的。
这也就决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新潮小说的转型和‘蜕变’进行批判是相当艰难的。”
① 这种近乎幻灭的体验并没有摧毁批评家的信心，相反，它使批评家在痛苦的挣扎中变得成熟，使批评从飘浮在半空中的梦想还原为扎根文学大地的树木，刻骨铭心地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风霜雨雪，以自己的绿色净化着文学的生态，与周围的植被共同生长。
批评不是一种权力，批评话语更不能成为一种文化霸权，批评不应该成为拒绝交流和排斥异己的号令，批评应该与文学和现实的苦难、局限、悖论共同呼吸，并且承担这些困难，批评应当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与确证。
从“技术主义”
到“人文技术主义”
在当代文学传统中，“写什么”
成了许多批评家的基本批评尺度，而意识形态的干预，更使“题材决定论”
成为一种具有权威力量的判断标准。
在“十七年”
和“文革”
文学中，文学叙事手段受“三突出”
和“两结合”
观念的长期渗透，显得异常苍白和贫乏，叙事视角是清一色的全知叙事，叙事逻辑基本上遵循时序排列的因果逻辑，二元对立的阶级、路线斗争成为推动叙事的动力，客观性、进步性、必然性成为历史和“革命”
的内在规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学从注重“写什么”
到注重“怎么写”
的转变，就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技术的革新同时意味着观念的潜在转变，使文学叙事冲破种种政治因素和审美陈规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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