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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真正贯彻了民间叙事立场的小说，余华有意让民间的人生和民间的场景自主地呈现，叙述者几乎被谋杀了。
正如作家在本书的单行本《自序》中所说的：“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
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
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
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
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正因为余华在小说中坚持了这种民间叙事的立场，我们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既不会遭遇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所张扬的那种批判性传统，也不会遭遇贵族叙事所抛洒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而只会感动于那种源于民间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人生与现实的真正理解。
第四章告别“虚伪的形式”
（2）
二 对话与叙述：《许三观卖血记》的艺术转型
余华曾是一个对形式和技术极度迷恋的作家，但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他对形式和技术产生了高度的警惕。
而到了《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更是呈现出了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这种追求显然得之于余华对于写作技术的反思，在《叙述中的理想》一文中，余华说：“叙述上的训练有素，可以让作家水到渠成般地写作，然而同时也常常掩盖了一个致命的困境。
作家拥有了能够信赖的叙述方式，知道如何去应付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信赖会使作家越来越熟练，熟练则会慢慢地把作家造就成一个职业的写作者，而不再是艺术的创造者了。
这样的写作会使作家丧失了理想，他每天面临的不再是追求什么，而是表达什么。
所以说当作家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同时，他也开始遭受到来自叙述的欺压了。”
①
本来，在八十年代，对“叙述”
的发现曾是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的一大成就。
“叙述”
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冲击至今仍余波未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对“叙述”
的重视有时恰恰成了某些作家玩弄形式、逃避生活的借口。
而且，由于“叙述”
方式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有些作家沉迷于这种模仿性写作中，试图以叙述形式的翻新花样来掩盖自己艺术创造力的缺乏和艺术能力的不足。
这样，先进的技术反而成了艺术的枷锁。
余华能反思到这点，并主动改变自己的艺术路径，其艺术勇气是值得肯定的。
对比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无疑是一部繁华灿烂之后趋于平淡的作品，是一部艺术上被高度简化了的作品。
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完成了叙述上的拨乱反正，这表现为三个方面，即从暴露叙事向隐藏叙事的转变；从冷漠叙事向温情叙事的转变；从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的转变。
作家剔除了一切装饰性的、技术性的形式因素，不再苦心经营小说的形式，但这部小说却并不是一部没有形式感的小说，相反作家“无为而为”
成功地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感。
从这部小说中，我们也许能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无技巧的技巧”
，什么是真正的“大音稀声”
、“大象无形”
。
首先，叙述人的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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