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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讲，弑父情结是恋母情结的直接后果，也是对阉割情结的直接对抗。
它是人类心理走出幼儿阶段的性茫然，开始性发育的必然结果。
在弗洛伊德看来，青春期的叛逆即是这种情结的外化，并制造了两代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和心理裂痕。
弗氏将“青春期中最重要和最痛苦的精神历程”
认定为“脱离父母的管制”
，同时赋予其相当巨大的社会学意义，认为“这个过程对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只有发生这一事件，上下两代之间的对立才可能出现”
，反之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① 且不去管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是否过分夸大了性欲的作用，但就他指出的叛逆心理与成长过程的相互依存来看也是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的。
《地理》中的“我”
虽然在父亲的逼使下考进了大学的地理系，但不管是否真的厌弃地理这个专业，“我”
把自己在大学里的种种不羁行为当作了抵抗父威的途径，并试图在各种各样的性越轨中找到心理补偿。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泄着成长中遇到的种种无法解决的苦闷，转移着自己的精神兴奋点。
当然，当他不得不到自己父亲任校长的中学去任教并重新被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下时，这种苦恼便达到了极至。
与音乐老师杨桃的爱情是主人公的又一次精神抗争，也没有得到父亲的支持。
在这种极度的精神困境之下，“我”
丢弃讲义和辞去教职的行为可以看做是无意识自我的最后一次反击。
虽然小说以父亲之死消弭了所有的精神冲突，舒缓了敌对情绪，虽然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但是主人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逐渐脱离了前青春期的心理幼稚，开始步入另一个发展阶段，即稳定、健康地向成人靠近的时期。
而发生过的种种精神事件既是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又对个体心理的后续发展与最终完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以儿童或者成长者的视角来穿透人的心理世界，具有某种先天的视阈规定性，即它所着眼的主要是渐变中的精神个体与周围世界的冲突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形而上的事件，线性的时间流程是它赖以存在的场所和方式。
因此，这一类型的小说在反映社会的广阔程度上必然要受到自身主题的深度制约，使得文本无法与更加开阔的社会生活相接通，从而在更加普泛的意义上烛照真实存在的当下生活。
因此，荆歌在以这类文本探析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进行了其他一些主题性的尝试，用不同的文本策略和思维方式去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存在现状，达到自己小说创作的终极目标。
对人生荒诞性的析出与描绘就是其中之一。
写作，从最底层的意义上来说，也许就是为了人的存在而产生和存在的。
离开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文本只能是一些由能指组成的文字部落，对文本以外的广阔的精神天空并没有任何意义。
对存在进行的关注又只能是由某种存在者的角度出发的，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也就导致了各不相同的文本面貌。
存在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是荒诞的，人只能在虚无与绝望中努力突围才会抵达自己的自由王国和彼岸理想。
因此，荒诞感就是内在地存在于现代小说中的，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经由卡夫卡到君特·格拉斯，西方文学无不充斥着这样的图景，而自鲁迅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并没有忽视这种精神现象的客观存在。
《时代医生》中，医生竺宜萱像做外科手术般地医治着人们的种种精神疾患；《为了昆虫》中的教授因为一时兴起致人死命，在看守所由于心脏病而滑稽地死去；《太平》中由祖母之死而引起了众多亲属在太平间里的纷纷攘攘；《狼来了》中始终没有出现狼的身影，前去采访的记者却阴差阳错地被当作狼而射杀———这样的文本在荆歌的创作中并不占少数。
《尾巴摇啊摇》、《夏天的纪实》和《认真的叙事》则将日常生活的正剧甚至是悲剧化为荒诞的象征剧，残酷地演绎着人生的种种无奈和外在世界的不可预知。
在现代小说中，经典的荒诞感都是消解悲剧性后得到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刻骨铭心之感。
因此，在荆歌的文本中，我们很少能够见到那种撕心裂肺的悲痛和嚎泣，它们都被沉埋于其底层的现代意识下的荒诞所挤占。
贴近人最深的生命体验的文本，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关注了人本身，也是一种最人本化的文学书写成果。
可以说，荆歌是将荒诞主题完全贯彻进了文本的每个角落中，从而荒诞的风格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现代社会的荒诞感还来源于人的命运的无端改变和生活之流的难以揣测。
《偶然》是一个趣味主义的文本，它把生活的铁面逻辑全部取消了，只剩下了巧合，而这些巧合又最终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读者也就可以释然了。
然而，总会有一种宿命感会不由自主地伴随着这种释然升起在文本的上空，笼罩着全部情节的发展。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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