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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叙述人与叙述方式方面对荆歌小说的解析虽然未必全面，却也揭示了荆歌对现代小说形式的探索、创新和贡献。
在现代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荆歌所开辟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不再纠缠于外在形式的奇异化和叙事话语的完全陌生化，不再靠给读者制造惊奇的阅读感受取胜，转而去探索文本叙述内部的种种奥秘，把叙述过程当作施展作家自己才华的场所，尽情地开辟文学表现的广阔空间。
我始终觉得单纯文本外在结构的排列组合其可能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对我们探索民族的、本土的文学式样只具有借鉴意义，而不具备充分的革新功能和充盈的改造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的那一批先锋派作家正是由于这种局限而陷入失语状态，在经历了最初的风光以后就鲜有作为了。
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反拨，重新将文本的深层结构放置在创作过程的中心地位，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例证之一就是《许三观卖血记》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独特的叙述动作和情节模式。
反观以荆歌为代表的九十年代的这一批新生代作家就幸运得多，他们不必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只需要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了。
他们是得天独厚的，以荆歌的小说看他们也是无愧于历史赋予他们的机遇和使命的。
下篇：主题形态论
第四章从存在之途到羽化之境（3）
在逻辑上，有什么样的叙述模态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和话语特色。
同时，小说主题的渐次展开和最终传达出去都有赖于叙述动作的闪展腾挪。
可以说，这两个因素也是不可分割的。
在考察荆歌小说的深度主题时，我们也往往会看到他独特的叙述手法对小说主题的回溯性影响，正是在文本生成方面的有益探索保证了荆歌小说主题的丰富状态和准确传达。
上文说过，荆歌一部分小说采用了儿童视角或者不具备完全叙述能力的叙述者的视角，这种视角给主题上带来的一个必然的趋向就是刻画个体心灵的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必然伴生的对世界的认识与探索。
成长主题与其他类型的主题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必须把人物自身在小说中的静止、平衡状态打破，让人物性格、对世界的认识等因素沿着一定的时间轨道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起来。
因此，巴赫金对成长小说的定义就是：“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
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
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
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
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含义上说，可以称为人的成长小说。”
① 成长主题在小说中的作用显然是决定性的，它不但制约着小说的情节模式和发展趋势，更决定着小说的叙述特色，因此“成长”
便具有了广阔的能动力量。
荆歌的长篇小说《粉尘》，中短篇小说《太平》、《圆满的往事》、《阶段》、《地理》、《平面》、《革命家庭》、《飞行纪录》、《八月之旅》等小说可以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归入这个主题之内。
《粉尘》中的叙述者“我”
从师范学校毕业到前窑中学任教，在这里“我”
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生形态，慢慢地在那些种种心灵事件弥漫而成的“粉尘”
中长大了，并最终走上了与父亲决裂的道路。
在小说中，情节的逐步展开实际上是与人物心灵的敞开同步发生的，也即是说小说的情节受到了来自成长主题的巨大压迫，采取了历时性的自我表述方式，这也可以印证我们上文提到的关于结构与主题相互影响的观点。
中篇小说《地理》可以看做是另一个样本。
它同样以刚刚毕业的中学老师的视角，揭示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与焦虑，通过与周围人群的紧张关系凸现青年人对世界、对自我的不同认识。
小说以叙述者的眼光透视发生在其身边的各种事件，将其染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并在这种情绪渲染中塑造一个略显忧郁的青年人形象，因此他与周围的时空是互为映像、互相影响的。
小说在这种看似单线实则多层的文本形式中，既把成长者的心路历程真实地刻画了出来又将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印染于纸上，实现了文本内部不同气质、不同性格间的对话，在这种对话性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完成了对时代精神氛围的全面、立体展映。
这样的叙述是建立在成长主题基础上的并深深依赖于它，但是也超越了单纯的成长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动作能力，提升了小说主题的意蕴深度和审美品位，在整个文本建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述的两个例子中，成长主题都是与所谓的“弑父情结”
紧紧扭结在一起的。
其实，后者乃是前者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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