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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值尺度，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文学的边缘化和多元化也已成了文学丧失价值目标的一个借口。
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价值真空状态既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殊语境的产物，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文学主要秉持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则是西方文学标准和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双轨”
并行。
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演绎与模仿，许多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与“西化”
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治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国家话语和文学话语其实是同构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目标可谓高度一致。
“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
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而这两者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自我迷失。
西方作为一种文学“目标”
，从手段变成“目的”
之后，问题就来了，既然西方的文学我们都“操练”
过了，我们已经“赶上”
西方了，那怎么办？文学方向感和文学动力的丧失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比较起来，我倒是觉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为“坚挺”
的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主旋律”
写作，虽然在文学的观念领域或文学的审美领域，“政治意识形态”
是对于文学的一个否定性的存在，但是意识形态文学却始终有着坚定、稳固、自信的价值支撑，不管我们怎样评价它的这种价值支撑，但是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大成功与巨大“收益”
却是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既保持“反意识形态”
的姿态，又获得意识形态写作的“效益”
呢？
当然，对于文学来说，这种两难和价值真空状态其实并不是坏事，它提供了我们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有益视角，提供了重建新的文学价值规范的契机。
我们应该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价值迷失状态，既是一种被动的、无力的沦落，又同时是一种文学上的主动选择。
价值的真空是对过往的非文学的、僵硬的、清规戒律式的文学价值观的反动与消解。
虽然，这种反动与消解有走极端化甚至“把污水中的婴儿一起泼掉”
的局限，但是它毕竟创造和清理了一个巨大的价值重建空间。
无论是启蒙也好，救亡也好，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在一种峻切、焦虑、急功近利的语境里向前发展，文学一直没有获得从容建构自我价值理想的机会。
这使得我们眼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似乎变成了一种短期性的行为，各种各样的现实的、时代的、政治的具体目标总是牵制和规约着文学的价值方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学要补的课太多，要打破的“禁区”
太多，这使得在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以“禁区”
的突破为文学目标的有趣现象，作家们热衷于开垦新的文学领地，开出一块就是收获、就是创新，根本无暇顾及这种开垦是不是粗制滥造，是不是浅尝辄止，有没有开垦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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