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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之景未尝动也”
“狗非犬”
云云。
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
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
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
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
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
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
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
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
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
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
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
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
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
，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
。
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
，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
。
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
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
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
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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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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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
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
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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