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

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ldo;哥&rdo;，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

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

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ldo;相信未来&rdo;!

不再乐观地相信，也是一种成熟吗?如果是，我宁愿停留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所以，十年，从时间上看，恒定不变，但由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有些事情，十年，已经足以让它们沧海桑田;而有些梦想，十年，也只是迈出一小步，甚至这一小步，你都会担心，它会退回去。

但是，过去了的终究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也同样被时光带走。

不管你愿不愿意，一个新的起跑线又画在这里。

人们之所以可以忍受苦难，在于还可以拥有希望。

又要出发了，因为希望，只能依靠走。

三

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ldo;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

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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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

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

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ldo;老师&rdo;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

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

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

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

四

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

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

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辄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ldo;人&rdo;，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ldo;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rdo;这九个字提醒自己。

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