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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

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

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

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

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

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

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

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

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

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

，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

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

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

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

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

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

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

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

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

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

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

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

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

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

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

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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