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谈到了坦克的配置及其技术性能和驾驶员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司令员的汇报之后大声说，他讲的完全是别的资料，于是转过来问我。

我很不好意思地揭露军区领导层中存在的意见分歧。

但是我也不愿说假话。

我汇报之后，斯大林满意地说，他掌握的资料与我的相同。

当涉及驾驶员的问题时，斯大林很想知道，能否保证一辆坦克也不损坏、不降低速度、在红场不停车，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应采取什么对策。

科尔克回答说，技术部门给红军驾驶员讲了课。

&ldo;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谈一谈讲课的详细内容！

&rdo;斯大林再次对我说。

我只好说，担任驾驶员的都不是军人，而是技工。

后来回答另一些问题时，我报告了受阅坦克的整个情况。

斯大林很快就放我们走了。

从此以后，我同司令员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并非我主动挑起的不愉快的辩论性的谈话，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多起，原因是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汇报莫斯科军区的各种军事问题，而我和科尔克事先并不知道要谈什么，未能预先就要谈的所有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

我的意见常被采纳，虽然后来发现军区司令员又有另外的想法。

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

假如我不是另有任用，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同志式地分手了。

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有名的指挥员中，我还想提一提军长n&iddot;п&iddot;别洛夫（后来是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

他在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在我不了解的中亚细亚战场度过的。

因此，别洛夫在那些条件下的战斗故事对我来说无疑地是有意思的。

他是塔什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个事件曾是д&iddot;富尔曼诺夫中篇小说《暴动》所描写的一个片断，事件发生后，别洛夫退出了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923年我以师参谋长的身份进行现地勘察时，第一次在北高加索同他会面，而他是为了制定粉碎库班白匪的作战文书来到那里的。

一年前，他参加过对白匪的作战。

别洛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

苦难的童年给他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德省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度过的。

我认为，别洛夫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内时也起过某些作用，他对左翼社会革命党批评得很尖锐，而且对自己也不宽恕。

在我看来，他主要有三个特点：有军事天才；直言不讳；由于好生闷气而不冷静，虽然他经常抑制自己，但在他身上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

别洛夫善于奔向既定的目标，不拐弯，也不左右摇摆。

对一名军人来说，这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