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财主们焦急地等待着&ldo;自己人&rdo;。

国际主义战士的遭遇尤其困难。

敌人的宣传机关不厌其烦地胡说什么顿河人&ldo;正在从俄罗斯仇人的手中拯救祖国&rdo;。

白匪飞机在退却的红军部队头上撒传单，传单上说&ldo;苏维埃必亡&rdo;。

有时还撒下一些由邓尼金反间谍机关在白卫军后方某地伪造印刷的《真理报》。

捏造出一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必然会得出结论：似乎红军的未日即将来临。

6月初，第9集团军司令员П&iddot;e&iddot;克尼亚格尼茨基的职务由该集团军参谋长、原沙皇军队的上校h&iddot;Д&iddot;弗谢沃洛多夫接任。

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新领导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

当然我所知道的并非全部情况。

政治工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力。

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在我们师显得软弱无力。

《红军战士报》上的消息很少，刊登的政治材料也不多。

各旅、团与师政治部的联系时常中断。

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

也没有按要求组织防御。

我们既没有受领过与友邻协同行动的任务，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集结地的准确指示。

师长斯捷平经常呆在第一线和战士在一起，以自己的到来鼓舞战士们。

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

全师的人都很了解他，把他看做是一位勇敢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并公认他的权威。

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行动无组织的责任不在于他。

其实我们也没听到过集团军司令部对他有类似的指责，集团军领导不是表示缄默，就是下达眼睛向上的指示。

当时我虽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某些命令的荒谬。

这些荒谬的命令特别是在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诅丧。

第9集团军对各师的指挥遭到破坏，弹药不足。

后勤机关已随第一梯队转移。

流行病猖撅。

集团军近四分之一的人员患伤寒病发烧躺在马车上。

似乎周围的整个草原、所有树木、土丘、野草和空气部被氯化汞和石碳酸的气味浸透。

敌人及时地利用了我们的错误。

我们担心在经过某个村镇时，会不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呐喊着杀出一股哥萨克骑兵来。

哥萨克妇女，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

可是西多林将军的部队却有许多耳目，因而掌握了我军全部调动的情报。

顿河第3军的主力逼近我第9集团军的后卫，并向我军后卫的前面和后方派出哥萨克分队和骑兵侦察员。

他们隐蔽在沟壑和凹地，从身旁放过红军大部队，袭击小股红军，给他们造成损失，从而为撤退的红军造成复杂的局面。

显然我们缺少自己的骑兵。

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国内战争作一比较。

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兵力对比相当时，有时战线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