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

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

1919年3月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

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ldo;分化哥萨克人&rdo;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

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

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

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

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

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旅，而第1和第3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

1919年1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iddot;卡尔洛维奇&iddot;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

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

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

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ldo;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

&rdo;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

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

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

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

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

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

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

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

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

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

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

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

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

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

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

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

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