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

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ldo;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

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rdo;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ldo;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

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rdo;。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ldo;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

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慡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rdo;。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

&ldo;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rdo;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ldo;愧悔&rdo;的情绪氛围所笼罩。

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

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

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

如，在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ldo;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

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

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rdo;。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ldo;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

而今思之，不值一笑。

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

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rdo;。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

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