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已满19岁的曾国藩，与10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

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沉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ldo;也好&rdo;二字敷衍。

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ldo;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

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

&rdo;谁知，这句气恼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

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ldo;我忘了带伞。

&rdo;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ldo;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

&rdo;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ldo;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

&rdo;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哭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

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

曾国藩&ldo;倾筐倒箩，言无不尽&rdo;，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

到家后，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

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

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

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

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自己的恶习啊！

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

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

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

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

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

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

同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ldo;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

&rdo;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

我有什么德行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