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天各一方。

当晚，陶家婶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最终忍不住推醒了陶家叔叔询问。

“你说，湘湘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陶家婶婶将陶湘在上火车前的那句话复述给丈夫听，恨不能连语气表情也描画一遍。

本来还睡意昏沉的陶家叔叔闻言立刻一个激灵转醒了过来：“不会吧……”

当年，他们换子的事做的隐晦，照道理除了他们夫妻二人，不该有第三个人知晓。

虽然这事做得不地道，可那时日子不好过，处处闹饥荒，总不能让女儿也跟着他们过苦日子……

陶家夫妻俩这夜辗转反侧，再也难以入眠。

不管两夫妻是怎样的猜测不安，另一厢，陶湘却正安安稳稳地坐在了去往北方偏僻地区的火车里头。

绿皮火车里泛着一股新鲜的铁腥味，长长的车厢一节连着一节。

放眼望去，红丝绒椅布座位上端坐着的全是戴着红花城镇户口的下乡知青，而过道上也站满了包袱款款的乡民。

大串联时期，乘车不用买票，于是挤着上火车的人就杂了。

有的知青同陶湘一样，穿着家里扯布新裁的军绿色类工装，精神活跃极了，俨然是家庭条件不错的那一类。

还有的没有军装，只是穿了自己的衣服，但看着也干净整洁，显露出几分知识分子的气质。

不管怎么说，大家头一次独自出门在外，惴惴中也充盈着几丝好奇，叽叽喳喳凑到一块满是说不完的话，车厢里热闹极了。

陶湘上火车以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解开胸前系着的大红花。

这花球系着着实有些土丑，但还不能扔，到了下乡的地方还得上交落户的大队，她随手放进座位底下的行李铝箱里。

与陶湘同坐一个卡座的是两男一女，他们应该是其他同一城区里出来的，三人之间都互相认识，言语间也略显熟识。

与其相比，陶湘一个人就显得颇为冷清。

坐陶湘旁边绑着双麻花辫的女孩看起来岁数不大，但为人看上去极其热情，她拉着其他两人对陶湘介绍道：“我叫苏梅……”

“他是杨国光同志……”

她用手指了指自己对面戴着一副眼镜，正笑着同陶湘点头的青年说道，“我俩都是城东印刷厂的。”

“还有这个，是王爱国同志……”

苏梅又点了点坐陶湘对面，稍显腼腆拘谨的男青年，“他是城郊农村的，你呢？”

“我是陶湘，火柴厂里出来的。”

陶湘同样笑着回答道。

“噢，这样啊！

火柴厂离我们印刷厂远得很，难怪从没看见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