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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他在分别评述考据派和索隐派各自的得失之后，提出了第三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余先生称之为&ldo;新的&lso;典范&rso;&rdo;和&ldo;红学革命&rdo;‐‐即&ldo;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rdo;。

他认为，在这种新的&ldo;典范&rdo;的指导下，&ldo;红学研究可以从&lso;山穷水尽疑无路&rso;的困途，转到&lso;柳岸花明又一村&rso;的豁然开朗的境界&rdo;[5]。

然而，余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ldo;文学的考据&rdo;从一开始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当前80回和后40回的关系并不明朗时，我们究竟要以前80回的内在结构，还是以全部120回的情节来探究作者的&ldo;原义&rdo;或&ldo;本义&rdo;呢?当小说真正的作者还没有确切答案时，我们究竟如何根据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况来把握作品的&ldo;全部意义&rdo;呢?简而言之，在考据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余先生所推重的这种文学批评就缺乏合理的文本基础和史料基础。

余先生绕开这个困境的办法是坚持红学考据派的主流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曹雪芹，小说后40回是续作。

这一立场与他此前所说的&ldo;种种解答&rdo;&ldo;不能定于一是&rdo;的论断是相矛盾的。

看来，在乐观预言&ldo;红学革命&rdo;的光明未来之前，我们还是必须首先回到&ldo;历史的考据&rdo;，为《红楼梦》自乾隆中后期广泛流传的二百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寻找确切的答案，为余先生所倡言的新的&ldo;典范&rdo;奠定坚实的基础。

《破译红楼时间密码》

二、红学考据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20世纪的红学研究新论频出，往往成为研究者追逐和争议的热点，可是红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必须遵循的学术研究原则和方法却鲜有人论及。

1972年5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的论文，言辞敦厚恳切地提出，我们应该改进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他写道：

三十年以前我就常想到，《红楼梦》研究，最显著地反映了我们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般习惯和情况，如果大家不在基本态度和方法上改进一番，可能把问题愈缠愈复杂不清，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

而&ldo;红学&rdo;已是一门极时髦的&ldo;显学&rdo;，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

[6]

自周先生发出这番议论到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而在此期间，&ldo;以讹传讹，以误证误&rdo;的研究不知凡几。

2005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对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的访谈报道《勿以〈红楼梦〉欺世盗名》，胡先生在访谈中尖锐地指出了目前红学研究中出现的弊病：

现在所谓的&ldo;红学热&rdo;是一种发高烧，是虚热，繁而不荣，是塑料花装饰出来的繁荣。

从学理上来说，这些书能进入学术性研究的不多，戏说的成分太多。

……至少我认为不是真正的繁荣，而是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在那里高谈阔论摆龙门阵。

胡先生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原则，他说：&ldo;研究当然不只是一种考据，而应该是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是必须在一种学术规则之下的，你不能胡说八道。

……红学研究我们要百家争鸣，但不管是什么动机，必须维护一个原则，那就是可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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