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故事并未把义务与&ldo;人情&rdo;的冲突作为中心，近代则成为一个主要题材。

近代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为了&ldo;义务&rdo;和&ldo;情义&rdo;不得不抛弃爱情和人情，这种题材不仅没有冲淡，而且大肆渲染。

就象日本的战争影片易使西方人感到它是绝妙的反战宣传一样，这些小说也往往使我们认为，似乎它是在追求一种按照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

这些小说证明，确实存在这种冲动。

但日本人议论小说或电影的情节时，其看法往往与我们不同。

我们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有爱情、或者抱有某种个人理想，而他们却批评这种主人公是弱者，因为他太重感情而未能履行&ldo;义务&rdo;或&ldo;情义&rdo;。

西方人大都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

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

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和谐。

因此，西方人看了日本小说和电影后所肯定的意义与日本人所肯定的极不相同。

在评价自己或周围熟人的生活时，日本人也使用同样的标准。

他们认为，在与义务的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迷恋个人欲望，那是弱者。

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判断的。

其中，与西方伦理最对立的莫过于丈夫对妻子的态度。

在&ldo;孝的世界&rdo;中，妻子只处于边缘地位，父母才是中心。

因此丈夫的义务很清楚。

道德品质优秀的人必须遵从&ldo;孝&rdo;道，如果母亲要他与妻子离婚，他就得同意离婚。

即使他爱自己的妻子或者两人已经生了孩子，他也得离婚，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ldo;更坚强&rdo;。

日本人有句话是：&ldo;孝道有时要求把妻子视同路人&rdo;。

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妻子充其量不过属于&ldo;仁的世界&rdo;。

最坏的情况则是，妻子不能提出任何要求。

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在义务的世界中也不能处于中心地位。

因此，一个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关系提高到同双亲及祖国的感情相等的地位。

193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在公众面前说，回到日本后非常高兴，理由之一就是与妻子重逢。

他为此受到世人的批评。

人们认为，他应该说，是因为见到了父母，看到了富土山，以及能为日本的国家使命而献身。

妻子是不属于这种层次的。

进入近代以后，日本人自己也显示出，对道德准则如此强调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区别是不满意的。

日本的教育有很大部分是致力于把&ldo;忠&rdo;变成最高道德。

恰如日本政治家把天皇置于顶点，排除将军及封建诸侯，以简化等级制一样，在道德领域内，他们也努力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ldo;忠&rdo;的范畴之下，以简化义务体系。

通过这种办法，他们希望不仅把全国统一于&ldo;崇拜天皇&rdo;之下，而且减少日本道德的多层次分散状态。

他们力图教导人们，实现了&ldo;忠&rdo;也就完成了其它一切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