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到了1944年6月，我们对有关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作出解答。

这些疑问，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

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

我们必须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能够取得哪些指望？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

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

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做，日本人也怎样做。

我所接受的任务是困难的。

美国与日本正处在交战状态。

在战争中把一切都归咎于敌国，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

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完成。

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

我必须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ldo;正值&rdo;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ldo;负值&rdo;即不利条件来看待。

我必须观察他们对战争本身的进行方式，并且暂且不看作军事问题，而看作文化问题。

与平时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

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土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严重不利。

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无法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非关键性的。

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

我无法观察他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

约翰&iddot;思布里（johnebree）写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实地观察后写出的唯一的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专著，很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没有提到。

尽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难，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有些研究方法和必要的条件可以利用。

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

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

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发现他们如何进行判断的方法，根据他们的叙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我认为，这种知识对于一个人类学完了解任何一种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它一些社会科学家，则是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资料，并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词句中寻求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