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之平民阶层太庞大，知识分子难以靠自身的素质影响一个庞大无比的阶层。

其结果将必然是‐‐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ldo;消化&rdo;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变成为曾经知识化过的平民，甚至贫民。

知识分子自身作为阶层的时代，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根本没有形成过。

以后也难以再形成。

中国工人自建国以后，社会地位，或曰&ldo;政治地位&rdo;一直被奉捧于几乎至高无尚的地位‐‐&ldo;领导阶级&rdo;的地位。

所谓&ldo;政治地位&rdo;一词，我认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是最该被夹人中国历史中不再重提的词。

或者，将这一词抛还给政治家和政客仍罢。

普遍的中国人，其实只要在公民权方面和法律方面与他人平等的&ldo;社会地位&rdo;就足够了。

而所谓&ldo;社会地位&rdo;，又当然是与经济地位发生密切联系的。

财经济地位处于社会最低水准的一切人们来说，再高的所谓&ldo;政治地位&rdo;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荣耀。

在二十一世纪，不管任何国家，对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观点都应是一种&ldo;思想进步&rdo;的共识。

反之便是反进步的。

于民众方面是不可救药的愚民意识。

于执政阶层则意味着是愚民统治。

中国工人目前所面临的&ldo;下岗&rdo;问题失业问题，不但关乎他们本人之命运，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父母，亦即中国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码质量，也直接地、密切地关乎着他们的独生子女的身体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长。

经济基础充当媒婆，比任何戏剧和小说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厢记》里那位聪明绝顶又古道衷肠的小红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儿们，几乎不可能有所谓爱情的自由。

如果她们出落得美貌，则她们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头彩的&ldo;黄金证券&rdo;。

同时，有权势、有地位、经济基础较优越的男人们，也必跃跃逐色，从四面八方包围她们，取悦她们。

十之八九的她们原本对爱的纯真，最终都将发生擅变，大量地掺人非爱的因素。

中国古时有这样‐句话‐‐&ldo;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员&rdo;。

&ldo;三百六十&rdo;尽管是一种形容，但足见中国在商业发达的世纪，确曾有过百业兴旺的局面。

建国以后，渐渐的，百业之中除了工业，就只剩&ldo;八大员&rdo;了。

多也多不到十几&ldo;大员&rdo;去。

百业萎缩若此，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倒退。

按照当年中国领导人们头脑中的&ldo;社会主义&rdo;模式，再给中国一百年的时间，也是难以建立起雄厚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社会本身呈现出的逻辑几乎总是更富有人情味儿一些的‐‐凡以平民阶层为主的地方，哪怕一个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迹的中小知识分子，不久以后也会欣然自慰地发现，他们被政治所涂改所扭曲的命运，实际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众的同情。

有时甚至受到暗中呵护。

而凡有中小知识分子成分渗入的平民阶层，只要那一种中小知识分子的成分还能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体现出其优点，那一部分平民群众的平民阶层的俗点甚至劣点，似乎便寻找到了克服的&ldo;样板&rdo;。

中小知识分子与平民阶层的关系，就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几乎天然的，珠与蚌的关系。

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国家中，除了平民阶层，再无其它的任何阶层，更加适合中小知识分子能够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识分子若自成一个群体，更是较难以其乐融融地长久相处。

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猴性。

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

当海滩上只有海豹的时候，互斗就会在海豹群中展开。

只有当露出海面的鲨鱼的鳍向它们冲过去的时候，集体的恐惧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领导一批工人只要权威加义气就够了。

领导一批农民只要权威加恩惠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