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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

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

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ldo;叛国之万恶政府&rdo;。

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ldo;讯办&rdo;，发行人简书等潜逃。

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

遭革命党人误杀的着名记者黄远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第二天，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ldo;红报&rdo;，自称&ldo;臣记者&rdo;的不乏其人。

12月17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再度被炸，总经理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

12月21日，内务部以&ldo;言论悖谬&rdo;的罪名通令各省，查禁上海《中华新报》、《爱国报》，各地邮局&ldo;一律停止邮递&rdo;。

12月25日，张季鸾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30日即遭禁止邮递。

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ldo;筹安会&rdo;丑闻，几乎被关门。

在警察厅长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

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ldo;有扬有抑，亦疑亦惧&rdo;，但&ldo;冷嘲热讽，无日无之&rdo;，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

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

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

他留下的《远生遗着》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ldo;双十节&rdo;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ldo;监督政府，改良社会&rdo;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ldo;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rdo;的慨叹。

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ldo;德先生&rdo;、&ldo;赛先生&rdo;两面大旗。

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ldo;若舟车之有两轮焉&rdo;，&ldo;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rdo;（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

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

《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

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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