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

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

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

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

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

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

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

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

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

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来自于人类的自欺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欺骗‐‐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问题，当我们面对曾国藩时，所思同样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ldo;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rdo;，&ldo;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rdo;。

这样的判断，当然符合对曾国藩粗线条的勾勒。

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应该是复杂的，他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展示出的，应该有属于他的立体和阴影‐‐他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入世的，是匡时济世的，是儒的，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阴鸷的气韵，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韬光养晦的智慧。

曾国藩一直奉行&ldo;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rdo;，这使得他从人生的态势上，一直有伸缩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内心力量。

也因此，他才能够一直审时度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的&ldo;一生三变&rdo;，即：在京官时，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及出而办团练，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则有很浓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阴柔，本人也变得更狡猾。

曾国藩也曾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较清楚的总结，他自己认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ldo;勤俭&rdo;，兼老、庄之&ldo;静虚&rdo;。

他是说到骨子里了。

曾国藩

应该说，就曾国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动来说，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继承和发展的。

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版，是为了检测中国文化本身而塑造的。

曾国藩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中国文化所赋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质，让它们像羽毛或者鳞甲一样，从自己身上长出‐‐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匡时济世的情怀，有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

这些，无疑承传了孔孟衣钵。

同时，在曾国藩身上，还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

这使得在曾国藩身上，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争斗。

在曾国藩身上，儒、道、释几乎达到了三位一体，道德的严谨和人格的生动从不矛盾，坚守和开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携手同行……那些看似绝不相融的东西，到了曾国藩这里，却始终能够以一种紧密而完美的方式结合，它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

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

这样的和谐相处，是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的。

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并且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时，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