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把众多的困难一一列举，就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万一自己剿捻失败，也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

曾国藩太清楚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的艰难呢？曾国藩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朝廷对湘军的不公，十几年的战争，岂是轻轻松松就能打下的？那要牺牲多少子弟兵，浪费多少金钱，涂炭多少生灵啊！

同一天，曾国藩又向朝廷追加了一个奏折，曾国藩还是不想趟这一摊浑水，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精力疲惫，近来更是衰败，说话二十句左右，舌尖就会麻木艰涩，不能再说。

希望皇上恩准，另选懂军事的大员督办军务，自己愿以闲散人员的身份在营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朝廷当然不同意曾国藩的推脱。

这一回，朝廷看起来对曾国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这等于又将这三省的军政大权都交给曾国藩了。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了。

虽然曾国藩不在与捻军作战的第一线，但对于北方的战局，还是相当了解的。

在透彻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捻军虽获大胜，但黄河此时正在涨水，捻军不可能北渡；且这时李鸿章已派潘鼎新部十营北援，捻军不会威胁京城，朝廷尽可放心。

其次，由于捻军都是马队，剿捻队伍必须扩大骑兵。

同时，剿捻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兼顾四省毗邻的十三个府州。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由自己来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三千人，从金陵北上徐州。

这一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不好的征兆‐‐曾国藩启程之时，欧阳夫人及女儿也准备离开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转往湖南老家。

一家人跟着曾国藩一起去下关码头，然后分道扬镳。

在码头，曾国藩启程之时，水陆诸军照例鸣礼炮相送，不料，仅有两个月大的曾国藩的外孙女受了惊吓，随后竟一命呜呼。

这一件事，让曾国藩很是难过，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此之后，航行在长江上的曾国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张宗禹正指挥捻军围攻据守雉河集的清军。

曾国藩被迫转道，率领人马先进驻临淮关，指挥湘军、淮军与豫军等陆续增援雉河集。

捻军见曾国藩来势汹汹，只好撤走。

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捻军又打马转道河南。

捻军就这样跟曾国藩玩起了拿手的&ldo;捉迷藏&rdo;游戏。

真正地与捻军作战，曾国藩不得不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根据对手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曾国藩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即兵法常说的&ldo;知己知彼&rdo;。

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掌握了捻军的长处和短处，在曾国藩看来，捻军的长处有四点：一曰步兵长竿，于枪林弹雨中冒烟冲进；二曰马兵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

至于短处，曾国藩同样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其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