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几个中，曾国藩最偏爱的，就是九弟曾国荃了，花费心血也最多。

曾国藩最担心国荃的急躁脾气，几乎每次给曾国荃写信，都要告诫他不要冒进，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对于大他十三岁的家兄，曾国荃当然非常尊敬，曾国荃统领&ldo;吉&rdo;字营时，曾在军营中手书一联，挂于帐中：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曾国藩还写过一首《忆弟诗》送给曾国荃，这诗曾在湘军中广为流传：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

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

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每一次写信，曾国藩总是不厌其烦，细致无比。

读曾国藩的信函，可以感觉到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曾国藩的气脉都非常顺畅，仿佛这些信函不是写自剑拔弩张的军中大帐，而是置身于恬静安宁的乡野古舍。

当然，在家书中，曾国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癣疮所遭遇的折磨‐‐这种皮肤病自曾国藩三十岁时感染后，一直没能见好，曾国藩整天感到瘙痒，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痒难耐，无法入睡。

曾国藩每到一地，就遍寻名医，但几乎所有中医对这种奇怪的皮肤病都束手无策。

在信中，曾国藩经常向他的亲人们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无奈，排遣郁闷，也寻找慰藉。

曾国藩就是这样心无旁骛地写着家信。

家信对于曾国藩来说，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课，让曾国藩在肃杀冰冷的战争岁月里，感受到来自老家的温暖，也让他冶炼安详凝重的静气。

进军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刚刚就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自然不好违背。

因为江南大营溃败，金陵附近清军势力不再，朝廷想让曾国藩领军东援，继续给金陵施压。

曾国藩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移师祁门，在很大程度上，曾国藩只想做一个姿势给朝廷看。

此次屯兵祁门，也是跟胡林翼商量过的。

之所以把大营选择在祁门，主要出于多重考虑，一是湘军的钱粮供给大都来自江西，驻军祁门，可以保证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给；二是根据事态发展的情况，可以随时从皖南东进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对金陵形成包围；三是可以兼顾安庆那边的战局，如果时机不成熟，就掉头回安庆城下。

在曾国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进驻浙江，杀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为营，把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逐一收复，稳扎稳打，然后由西向东推进，直逼金陵城下。

在曾国藩看来，安庆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国长江沿岸的一个桥头堡，如果这个桥头堡占领了，大势就会逆转，胜利的天平也就会倾斜。

曾国藩率领人马到达祁门之后，太平天国立即有了激烈反应，调集了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军的进攻路线。

这样，一直以来富庶宁静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

那段时间里，大大小小发生在皖南的战役，竟达百余次之多。

由此可见战争的频繁和惨烈。

徽州的战斗差一点让曾国藩身败名裂。

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主力部队一部分在安庆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战线拉得过长。

一万多人进入徽州后，一下子掉入太平军的包围圈中‐‐当时，在皖南的东北面，由太平军李秀成据守；在南面，则是太平军李世贤部；在西北，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大军一直在长江沿岸，总兵力在五万左右。

置身这样的局面，无疑岌岌可危。

湘军在徽州的崇山峻岭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无法打开。

这当中，最严酷的战争是徽州府的失陷。

1860年10月，太平军两路夹击，一路从北到南，从宁国方向杀向祁门；另一路则由南至北，从景德镇方向杀来。

从宁国方向杀来的太平军连续攻克旌德、绩溪，兵临徽州府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