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为惯例。

我们知道，无论君主还是共和，都有一个授权问题。

君主制讲&ot;君权神授&ot;，共和制讲&ot;治权民授&ot;。

召周二相的共同执政，却既无上天的授权，也无民众的授权，甚至没有君主的授权，这就不但不是&ot;共和&ot;，反倒有&ot;僭主&ot;嫌疑了。

这是他们最终要交出权力的原因--害怕被视为&ot;乱臣贼子&ot;，天下共讨之！

其实&ot;召周共和&ot;与其说是&ot;共和&ot;，不如说是&ot;共摄&ot;（共同摄政）。

它连徒有其名的共和都谈不上，因为并未废除君主。

更何况所谓&ot;共和&ot;，远非仅仅就是共同执政。

共同执政如果不是经由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那就不是共和，而是寡头政治，只不过由&ot;一人独裁&ot;变成&ot;多人专政&ot;而已。

这正是古典共和必然失败，古典共和国最终变为帝国（如罗马）的原因之一。

因此，现代共和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即民主与宪政。

前者解决授权问题，后者解决限政问题。

而这两个要素，也同样为中国政治传统所阙如。

第六章共和之路五民主与宪政

与共和一样，民主也被看作是一种古老的理想和传统。

就中国历史而言，它可以追溯到周礼中的&ot;乡饮酒礼&ot;。

所谓&ot;乡饮酒礼&ot;，就是诸侯或卿大夫定期邀请国内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ot;社会贤达&ot;举行酒会，在斛筹交错中就军国大事进行政治咨询，实际上是一种&ot;政治协商会议&ot;或&ot;元老会议&ot;。

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定期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也有效益。

在当时，这些与会的&ot;社会贤达&ot;们大约也是能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的（后世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礼仪），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具有&ot;原始民主性和人民性&ot;的&ot;城邦民主制政治&ot;（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其实，这同视召周摄政为共和一样，也是以今例古，可以商量。

正如召周共和只是共摄不是共和，乡饮酒礼也只是协商而非民主。

民主当然包含协商，但协商却并不即等于民主。

民主的目的不是要&ot;商量事情&ot;，而是要&ot;进行授权&ot;。

也就是说，在民主的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必须由人民（或公民、国民）授予，未经授权的任何政权都是非法，这就叫&ot;主权在民&ot;。

而且，授权一旦变更，执政者就必须交出权力，这就叫&ot;可以让渡&ot;。

&ot;主权在民&ot;和&ot;可以让渡&ot;是民主的关键，选举换届即是其具体体现。

如果主权不在民，或理论上权力不可以让渡，即非民主。

这又是中国没有的传统。

不错，中国古代是有所谓&ot;民本&ot;思想，但&ot;民本&ot;（国本在民）并不是&ot;民主&ot;（主权在民）。

民主分的是&ot;主仆&ot;（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本分的是&ot;主次&ot;（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何况&ot;君轻民贵&ot;也只是理想，不是事实，事实是&ot;君贵民贱&ot;。

君至贵，也叫&ot;至尊&ot;（九五之尊）；民至贱，也叫&ot;糙民&ot;（糙芥之民）；君为主，叫&ot;君主&ot;；臣为仆，叫&ot;臣仆&ot;；君为父，叫&ot;君父&ot;；臣为子，叫&ot;臣子&ot;。

请大家看看，这里面哪有什么&ot;主权在民&ot;?明明是&ot;主权在君&ot;。

而所谓&ot;民本&ot;，则不过是以&ot;子民&ot;为执政的&ot;本钱&ot;罢了。

或者说，是他们的&ot;载舟之水&ot;而已。

显然，君主不是&ot;人民之子&ot;，而是&ot;天之骄子&ot;；官员也不是&ot;人民公仆&ot;，而是&ot;民之父母&ot;。

一个有民本思想的&ot;父母官&ot;所能做到的，也只是&ot;为民做主&ot;（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