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则是自从帝国制度建立以后，官员就逐渐职业化了。

大体上说，历代官制，春秋用贵族（世袭），战国用士人（客卿），秦汉靠推荐（举察），魏晋看出身（门阀），隋唐以后则通过科举进行选拔，平民和庶族大量进人官僚阶层。

这在帝国，也许是出于&ot;天下为公&ot;的考虑，即越是与皇家、与权势集团没有关系，就越是可能秉公执法，也越不可能篡位谋逆。

这当然并不错，但也会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由于帝国的产业不是官员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也不会为所谓&ot;帝国的根本利益&ot;牺牲自己的利益。

如果不是因为儒家道德信条的约束，他们就连改朝换代也不会十分在意。

事实上也有真不在乎的，比如五代时的冯道，便历事四朝，三入中书。

不管皇帝是沙陀人、西夷人，还是汉人，他都坦然而怡然地做他的宰相，长袖善舞，左右逢源。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代理人心态，即只管代理皇权，而不问那皇权来自何处。

尽管冯道的做法颇为清流正派所不齿，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代理人心态。

所谓&ot;代理人心态&ot;，也就是&ot;非主人翁心态&ot;，或&ot;打工仔心态&ot;。

这些&ot;代理人&ot;或&ot;打工仔&ot;心里很清楚：羊群不是他们的，他们也用不着为了牧场长远利益的最大化约束自己。

相反，如果不利用这一可乘之机顺手牵羊，一旦失去代理权就将一无所有。

因此，尽管他们明明知道对百姓的过度盘剥终将导致王朝的灭亡，也不会稍稍延缓或减少一下这种盘剥。

实行&ot;家臣制&ot;的邦国时代就不大会这样，因为那时的&ot;官&ot;不是职业官僚。

卿也好，大夫也好，都有自己的采邑。

他们的&ot;家&ot;和诸侯的&ot;国&ot;是连为一体，休戚与共，至少也是唇亡齿寒的。

他们的&ot;出仕&ot;也不是为了谋生，而真正是&ot;从政&ot;，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帝国时代当然也有这样的官员，但这是少数。

大多数人是以做官为谋生手段的，即所谓&ot;千里做官只为财&ot;。

帝国时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这样的&ot;投资项目&ot;：钱商看准某人&ot;前程远大&ot;，便在其贫困时主动借贷与他，然后在其就任后加倍索还，以此牟取暴利。

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员在成为&ot;一方父母&ot;时，不刮地三尺那才是怪事！

所谓&ot;官僚集团&ot;便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

他们之间，有个人恩怨，有宦海情仇，有门户之见，有朋党之争，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ot;代理人阶层&ot;的利益。

正因为这种利益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因此一旦改革或变法触及这一利益，官僚集团就会暂时停止他们之间的党争，群起而攻之。

甚至对某个贪官污吏的整治，也会引起他们的兔死狐悲之感，如果这个贪官不是&ot;太不像话&ot;的话。

这也正是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和反腐斗争屡遭失败，改革者（如王安石）反倒被目为&ot;小人&ot;、&ot;国贼&ot;的原因之一。

的确，由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帝国的官员已职业化，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ot;职业代理人阶层&ot;。

他们是既不同于皇亲国戚，又不同于一般民众的一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关系称谓、习俗礼仪，甚至仅属于这一阶层的语言符号，即&ot;官场规则&ot;。

当然，他们也有着作为一个阶层和集团的共同利益。

当帝国的利益和他们的集团利益相一致时，他们是支撑帝国大厦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

一旦利益相冲突，则很可能集体地与最高统治者相抗争（明代就曾如此），或集体地消极怠工（清代就曾这样）。

帝国对于这个集团是无可奈何的--既不能不依靠他们，又不能不防范他们，最后则不得不与之妥协，达成彼此一致心照不宣的某种默契。

因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撤换和惩治其中的某一个人，却无法端掉整个官僚集团。

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和他们斗智斗勇，反复周旋。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斗争。

表明上看，皇帝是强势的一方，官僚集团则处于弱势，因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皇帝握有最高仲裁权。

但是皇帝权力虽大，人数却少，也就是他自己和极个别几个亲信，而且这些亲信还往往是太监之类的&ot;阉竖&ot;。

官僚却是一个庞大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