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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ldo;文革&rdo;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ldo;文革&rdo;灾难的死灰复燃。

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

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

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ldo;到我为止&rdo;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

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ldo;文革&rdo;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

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余秋雨《借我一生》

冬天的斯坦尼（二）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ldo;文革&rdo;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

但是&ldo;文革&rdo;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

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ldo;阶级异己分子&rdo;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

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

另一位因为参与&ldo;炮打张春桥&rdo;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

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ldo;文革&rdo;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

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ldo;借&rdo;，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

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

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

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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