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

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

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

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

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

这真是意外的事。

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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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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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

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

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

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

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

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

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

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

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

我本来容易动感情。

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

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

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

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

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