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家都是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

第二代代表人物中有我国台湾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唐君毅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宗教和科学。

双方各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

西方可以学习中国文化中的向内追求、自我满足的精神，以观照体悟而非概念来把握世界的方法，及天下一家的思想等等。

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宗教精神。

当然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应从中国思想与上述内容相近的格物致知、民本思想、敬天思想出发来加以接纳、改造并且实现超越。

在现代新儒家中成就最大，最能代表这派精神与水平的是牟宗三。

牟宗三的基本立场与梁漱溟、熊十力一致，然而他的西学功底深厚，特别是对于德国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十分精通，使他的中西文化比较，和对儒家学说的分析更为细密深刻，因而其成就在诸人之上。

牟宗三对于中西文化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研究，指出西方文化从自然或上帝等客观的东西出发，目的是要认识它们，把握它们，形成知识的或宗教的文化系统，而中国文化则是从生命亦即人的主体性或人的心性出发，目的是要安身立命，于是形成仁的礼乐型的文化系统。

所以西方文化的重点在知识，而中国文化的重点在道德。

牟宗三还认为中国圣哲把人看作&ldo;存在的生命个体&rdo;，从这个角度具体地关心他的生活、价值与幸福。

西方文化则是将人看作一个政治存在，通过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形式概念加以尊重。

因此中国政治是人治，有治道而无政道，所以常常出现&ldo;人存政举，人亡政息&rdo;的局面。

西方由于重视形式和制度化的东西，所以形成法治传统，并由此而发展出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

牟宗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特殊价值。

第一，它具有内在的超越精神。

所谓超越就是现实之上的价值根源与价值目标，在西方它是上帝，而在中国它是天理。

上帝是外在于人的，天理虽然也高高在上，但同时又内在于人的心性。

所以儒家寻求价值之源，是依靠人自己的努力，通过自我觉悟的道路。

因此，它是道德，同时又有宗教的意味。

第二，它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道德理想主义是说，人的仁心既是至善的，又是普遍的法则，仁心是人自然向善、厌弃邪恶、成圣成贤的动力和根据。

对于价值失落的西方人来说，儒家理论不啻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最后是它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是用道德理性教化人类，对内来说是化成气质，对外来说是化成天下。

因此传统儒学应该坚持，过去如此，现在与将来也应该如此。

他认为，中国虽然在外在的建树上逊于西方，但在精神境界上却高于它。

他说：&ldo;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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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ldo;超过的不能&rdo;毕竟也还是不能。

所以牟宗三竭尽全力，要从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中&ldo;开出&rdo;科学与民主。

心性之学属于内圣，政治等外部建树则属于外王，所以他的目标即是保内圣，开外王。